*飞向太空的孤儿们的故事

*前苏联太空竞赛年代AU

*SP赤绿（无差）

*Happy birthday to the best trainer who always has the best fighter by his side. 

 

 

隔离室的舱门轰然打开，一种具体生活的气味与银白的炫光很快透析了我似乎已经失去轮廓的身体。大概因为我与过去不同，试图在这只容不下一点光、一丝响、一分钟的密闭匣子里计较时间，才会久违地感觉头昏脑胀。

 

我扑倒在航空训练场的地上，重新体会到幸运的人们从未离开的生活环境应有的质料与温度，怀着幸福的心情吐了一地。在这种剧烈反应下，我的视力逐渐恢复正常，虫影般的睫毛终于散开。近在眼前的是一双洁白的套靴，往上是一对包裹在洁白的连体压力服中的膝盖，再往上是一张俯向我的少年的脸庞。

 

“生日快乐。”我努力弯起腥秽斑驳的嘴角，迟疑地说。

 

假如我计算的只是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而不是那当中的一小时、一分钟，我当然很有把握。

 

少年在我身边蹲下，用洁白的手套抹净我讪笑的嘴，那张很少转变颜色的脸上流露出一丝羞涩。“赶上了。谢谢。”他说。

 

狼狈不堪的我与一丝不苟的他的对峙让我想起六年前的春天，我在儿童之家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

 

那段时间，儿童之家给所有十岁上下的男孩找了不少事干。一群与驻院护士相比大有派头的医生给我们翻来覆去地检查身体，叫我们跳体操，还让我们在铁皮箱里蹲上一天一夜。无聊惯了的孩子们虽然都觉得新奇，但也受了结结实实的折磨。

 

“雏鹰”计划的办事员带着绿大驾光临的那天，碰巧是我通过隔离测试的日子。我饥肠辘辘，像只跛脚的狗一样穿过人群，最后一头扎进种植醋栗的园子。

 

不曾与野孩子打过交道的干部们喧哗起来，搞得院长有些难堪。可惜我饿得发慌，根本无暇为她挽回脸面，只管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塞还未成熟的果子。我像新生儿那样只知道伸手和张嘴，直到一双闪闪发亮的皮鞋在醋栗的伞状株干下踏入密实而火红的反光。那是我从没见过的鞋子、从没见过的学生套装、从没见过的男孩。

 

他风度翩翩地走过来，用比我能说的动听许多的日语问我是不是日本人。

 

基于我乏善可陈的生活经验，我知道我们这些邪恶的侏儒是不受欢迎的。在少儿管教所把我从垃圾堆送到这里后，我一直假装自己不会说话。对于其他亚洲出身的孩子来说，我与他们中的谁更相似是个难以抗拒的问题，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蓝眼珠的义工根本分不清我们。莫斯科并不是我们任何人的家。

 

与我同龄的日本男孩衣着得体，大方地吐出罪人的语言，极不协调却一丝不乱，让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安全。

 

“你怎么知道我是日本人？”我鼓起勇气，同样用日语问他。

 

“我就是知道。”

 

这个兼具斯拉夫人窄而挺立的鼻梁与日本画报模特的狭长凤眼的男孩就是绿。遇见他时，我已经认定这世界上没有他不知道的事。

 

由于隔离实验的结果不佳，研究员为我取消了下午的操练。我冲完澡，换上挂有“工程师”名牌的园区工作服，赶去太空犬训练中心找今天值班的寿星。

 

其实，我们只是实验品这件事在整个航天计划里已不是秘密，但将军们总认为，阴险的美国间谍与虚伪的人道主义者自有办法钻进这座隔绝在松林里的神秘基地。我们在园区必须打扮成工程师或者研究员的样子，也不管从这身国家人才的制服里伸出亚洲少年的脑袋是多么不合常理的事。

 

基地的规模与一座小城无异，工作与生活场所有严格的区分。社区里除了我们和正儿八经的宇航员居住的灰色混凝土宿舍，还有食堂、咖啡厅、小卖部和图书馆。形状规则的草地上零星分布着人们经常谈论的伟人的塑像，笔直的道路以训练与研究场所为中心向四周辐射，通向天文馆、档案所和变电站。我埋头经过几个前来参观的飞行员，快步走入一幢相对矮小的建筑。

 

太空犬训练中心就像一座微缩模型，从医疗站、监控室到功能各异的模拟仪器，全都是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东西。就连紧密排列的电灯下白得刺眼的环形墙面与红白相间的水泥地砖都与我刚才离开的地方别无二致。

 

特种实验的负责人围在悬停的秋千旁，大约在讨论测试结果。身披白大褂的绿抱着一只小卷毛狗钻出人群，帮它摘下传感器，再把它推到盛满营养胶的饭盆前。晕头转向的小狗还没站住脚，就已经不由自主地吃起难称安慰的食物。

 

我走到他身边。实验室的几只小狗也都赶来开饭，在我们腿边绕来绕去。“你也要吃？”绿按次序分好饭盆，越过那些摇晃不停的狗尾巴斜了我一眼。

 

我说：“你穿上这身行头好像真是个科学家。”

 

他蹲在专心吃饭的狗狗们当中，不合身的白大褂一直拖到地上。“还是跟它们最像。”

 

由于长期束缚在安全带下，小狗们杂色的皮毛中隐约露出一条条不自然的压痕。绿用手指梳开它们坍塌成饼状的温暖绒毛，充满同情地抚摸着这些轻易付出一切的动物。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不愿意这么想。他说这是因为我实在太像一只小狗了。

 

这些太空犬过去都在莫斯科街头流浪。生物医学家认为，严苛、颠沛的环境可以培养动物的耐力。可是谁又不会知道，它们最大的优势其实在于选招它们不需要征得任何人同意。

 

我想我的父母也不会相信，我如今在替俄国人干他们不舍得让同胞干的事。战争结束后，我们一家跟数以千计的败兵一起乘上号称送我们返乡的火车。黢黑的铁皮列车早已驶过同样黢黑的黑龙江，犯人们却还挤在车厢门口眼巴巴等待葫芦岛港口海风的吹拂。苏军不时命令包括父亲在内的士兵下车装卸货物，母亲与襁褓中的我也就这样跟他失散了。

 

我们的终点是西伯利亚平原上的劳动营。受到医疗兵公约保护的母亲只需要在医务室执勤，与那些成天出入制盐厂、全身爬满臭虫的普通士兵相比还算幸运。

 

有一天，一只红犬不知从哪里闯进营地，追着我们讨碗里的面糊吃。“这畜生还以为我们有什么好东西哩。”大家用迟钝的目光追逐它无拘无束的奔跑，不知是笑还是骂道。

 

我不懂俄语，只听说偶尔给我扔一两块方糖的军官们都叫我“小狗崽子”，而我们日本人也自认“败犬”，所以我猜，狗无论在哪里都只叫人看不起。

 

后来，母亲和我追踪红犬来到一面高高的围墙下，才发现它是从外边的水渠挖了一条坑道进来这里的。那年我八岁，还能通过狭窄的狗洞爬进爬出。母亲叫我偷偷跑出去几次，给她汇报外面的情况。终于在一天夜里，她交给我一只手表和父亲的照片，帮我逃了出去。

 

我与瘦骨嶙峋的红犬在月夜的轨道上自由奔驰，凭借一种虚无缥缈的希望永远离开了每天都有人饿死、病倒的劳动营。

 

我想尽办法搭上去向不明的火车，到处躲躲藏藏，捡人家的残羹冷炙填肚子，一路辗转到了莫斯科，与这个伟大首都的流浪狗们混在一起。

 

所以，说我是不折不扣的野狗倒是不错，但举止文雅、操一口流利俄语的绿只有可能做我的主人——我最初是这样以为的。我们离开儿童之家，在军事学校做了一轮又一轮体检，最后乘车驶入莫斯科郊外的丛林。在那趟雪地行车中，我才预感到自己对狗与主人的设想大约是错的。

 

我们跟其他入围的孩子一起在厢式汽车的两条座椅上颠簸，大家都像家畜般惊慌而沉默。四周除了车轮的轰鸣，只听见从玻璃隔窗缝隙传来的驾驶室的谈笑。我有点晕车，只得病怏怏地垂头打盹，忽然看见大颗大颗的眼泪滴在我身旁那双放在膝头的手上。我立马抬头看去，绿却飞快地把脸转开了。

 

“怎么了？你干嘛哭了？”我抓住他的肩膀，反复问他。他并不回答，只让源源不断的泪水流过紧咬的腮帮，打湿了我的手背。

 

其他孩子都圆睁着眼睛，目光呆滞地看向我们。整个车厢只剩下驾驶室那边俄国人的动静。我想向绿打听他们在说些什么，但他多半不会告诉我。我绞尽脑汁，逐字记下那些陌生的话语，后来用假名转写在基地发给我们的笔记本上。

 

直到两年过后，我通过基础培训的俄语课考试，重新翻开那一页，才了解在那天的车上，他们谈论的是绿的母亲。

 

在那之前，绿已经向我透露他的身世。他是一名苏军军官与日本情妇的私生子，从小生活在供他们幽会的高档公寓里。漂亮的玩具、故事书、博学的家庭教师让他从未晒过太阳的童年有种贵族的品味。虽然一直困在鸟笼般的房间，哪怕眺望窗外的社区公园都担惊受怕，但不出门倒也免得受人冷言冷语。他只是觉得，期待父亲光临的自己和常年穿着和服的母亲一起组成了一幅幽情、奇趣与阴翳并存的异国风情画，除了供人珍藏、赏玩，再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

 

回想起来，那样的日子反而令人怀念。绿后来才知道，自从蘑菇云的阴影笼罩本土，日本再也没有联络过滞留在苏的情报员，而他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为了在艰难的日子保全性命，等待通讯，她才利用一个女人最古老的以色事人的本事，向敌人袒胸露臂。在一切准备妥当后，母亲把他留在那个总是窗帘紧闭的家中，终于返回她朝思暮想的卑鄙的国度。绿趴在窗台上，看着女人坚决的背影逐渐消失在夕阳金黄的角落，终于明白母亲的严酷自有理由。他这张诞生在耻辱的情爱中的不三不四的脸蛋日夜与她相对，只会叫她想起那个与俄国男人一起蚕食了她的邪恶而无助的祖国。

 

他在一片狼藉的公寓里睡去又醒来，预料到一个再也没有欢愉的小屋对父亲来说毫无意义。所以，在父亲破天荒地把自己带去公园玩耍时，他故意表现得忘乎所以，一门心思堆砌沙堡，不敢看背后的男人是否已经离去。

 

他向我说起这件事时，我们正坐在小卖部前的秋千上。我仿佛真的看见那个专心、痛苦的八岁小孩正跟随孤独的秋千在风中摇荡。

 

“那之后呢？你再也没有见到他了？”我不知道父亲的爱应该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抛弃自己的儿女是否像绿说的那样理所当然。

 

“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他在空中划出完美的弧线，尝试享受这种只让我们联想到训练项目的可怕的消遣，“他在军队听说了‘雏鹰’计划，想起自己有个符合条件的儿子，很容易就在莫斯科为数不多的儿童之家找到了我。玩弄日本女人，培养奇珍异兽一样的混血男孩，给伟大事业贡献力量……他做的每件事都各有各的光荣。”

 

或许因为我们分享了一种血统，他在我眼中从来不是什么奇珍异兽。“你的脸一点也不奇怪，反而好看得很。大家都这么觉得。”我坦白地说。

 

他冲我一笑，浅色的短发在短暂的飞行中扫过形状美丽的颧弓。“你这个日本人也这么觉得？”

 

“当然啦……”我抓过他秋千的绳索，在那张嗤笑的脸上亲了一口。

 

那年我们十五岁。我相信我喜欢他，但他不这么认为。

 

到了太空犬回笼的时间，绿去交还报告，我在门口等他下班，正好碰见休假外出的卡露妮医生。她按照约定给我捎了一片酸奶油蛋糕。

 

绿很快出来了，他在白大褂外头加了一件皮夹克，又给我套上一条围巾，把它系成很受新女性欢迎的样式。我们走在细雪淋漓的紫色天空下，打算去咖啡厅吃饭。到了那里，我们才发现有天体物理学家的讲座。人们都挤在火炉旁，把来自瑞典的小个子教授围在中间。他看上去兴致盎然，叽里咕噜说个不停，一旁的翻译似乎有些力不从心。

 

我们在正对火炉的窗边坐下，点了冷火腿和干酪，一边吃一边听翻译官不太流利的演说。

 

“迄今为止的宇宙研究在做假设时太过傲慢，对人类中心主义缺乏戒心。大家读过科幻小说吗？那可是有权回避科学定论的虚构故事。然而那些自由的幻想家们都创造了什么？一大堆具有与人类相似的外观与野心的外星生物。他们模样古怪却四肢完备，来自与我们的社会结构类似的文明，甚至跟我们一样搭乘飞船，跟我们一样懂得战争与奴役。如果宇宙到处都是人类，我们为什么还对它一无所知？难道外星生命就不能是一种理念、一段记忆、一条规则，而行星、彗星与星云都是它们组成的信息？我想，不考虑后者才是我们的探索陷入瓶颈的原因。

 

“各位在探索未知时一定要天真地提问：我们在太空中究竟期待什么？人的太空旅行就像一枚投入宇宙池塘的石子，它可能在那里掀起什么波澜？我们要在大胆假设的基础上规划研究，而不是顺从政治、经济甚至社会学的思维惯性。当然我知道，你们与美国……咳，教授的意思是，我们更关注伟大的登月事业。

 

“大家不妨像儿童那样想象：宇宙是一个能量的场域，各种各样的能量体以我们人类这种迟钝而封闭的目光无法辨认的方式相互作用。我们在进入这片池塘后，一定会根据它的规则分解、重组，然后将我们的精神、能量——注意，是精神而非卫星之类的物质——留在那里。在这一刻，我们不再是石子，而是永恒的涟漪。我们会像一根穿梭在织物里的线，即便用来缝纫的针——飞船、太空站、我们的身体——已经离开或者毁灭，宇宙的织物仍然会呈现出我们的图案。那里会有……我想想，也许会有各位爱不释手的日古利啤酒、读过许多遍的诗歌、临行前那顿饭菜的香味。”

 

翻译频繁地抬手擦汗，想必听到些不客气的玩笑话。为国家计划卖命的研究员们面面相觑，显然没有跟随物理学家飞上浪漫的太空，而是茫然地留在只关心战略优势的地球。十几只精通报告记录的手全都停在摊开的笔记本上。那里已经提前写好一、二、三点，只待填空。

 

我不想再看他们可怜的模样，转过头来问绿：“你想留下什么宇宙图案？”

 

“酸奶油蛋糕。”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叉下一大口喂到我嘴里。不知道他是对这个问题态度轻蔑，还是想借机表扬我了解他的口味。

 

我们一直坐到咖啡厅打烊，这才起身走入疏星点点的雪夜。他点了一支卡兹别克香烟，小小的火星在他呼出的白气里忽隐忽现，冰凉的空气里有了焦油和香草的味道。快到午夜十二时，社区的小路上除了我们再没有别人。他牵过我的手，没有看我。

 

我们手拉手漫步在积雪的松树下，好像只是利用回宿舍的短暂路程约会的大学生。我摸到他因为跳伞训练磨破的手心，情不自禁地想，如果只是那样该有多好。

 

他十七岁的生日即将过去，我仍然相信我喜欢他，我甚至觉得我可能爱他，但他还是不这么认为。

 

尽管如此，他从来不拒绝我对他多余的亲密举动，偶尔——据我观察，一般是在他焦躁不安的时候——他也会像这样接近我，讨好我，要求我给他什么。我们经常在宿舍的单人床上相拥直到天亮，直到赤裸的身体在降温的暖气房里微微战栗，直到必定到来的白天把尖锐的光芒投到他那条越过鼻梁滑入另一只眼睛的泪痕上。

 

听说军人有跟同性相互抚慰的爱好，但这绝不是我们拥抱、接吻还有做其他任何事情的理由。我告诉自己。

 

那么，我是什么时候爱上他的？我想过这个问题，想过许多次。

 

我们到达基地后，首先试用了人用离心机、水下实验室之类的装置，这些厉害的大玩具不可能建造在这座森林之外的任何地方。研究员根据新一轮测试的结果，只留下了我和绿两人。

 

第一年，我们对自己究竟在为什么事业服务一无所知，甚至以为俄国人要把我们培养成少年飞行员。或许因为这种全新的训练模式无法保证性命安全，他们省得处理人情与伦理的麻烦，才专门找日本孤儿当选拔对象。“这比那些法西斯实验人道多了。”绿老成地说。我们对日本的人体实验早有耳闻，假如苏联要在恶魔的后裔身上如法炮制，我们也不会感到意外。

 

事实是，他们并没有折磨我们。虽然用来建立前庭耐受力的转椅把我们恶心得夜不能寐，七十度高温的压力舱也让我们恨不得剥掉灼烧的皮肤……但是无论如何，整个团队都很关照我们，很少让我们冒险。他们在工作之余不提打仗的事，不讨论民族、家庭，只与我们说些玩笑话。

 

我们吃饱穿暖，睡在两人一间的小套房，一起下定决心完成所有训练，飞上和平国家的碧蓝天空，成为让他们骄傲的飞行员。

 

那年我们十二岁，瘦小得像两棵夭折的树苗，与童子军的形象相差甚远。我们每天参加体能训练，跟着教官跑步、游泳或者登山，只为捱过希洛夫秋千、科里奥利加速度机等等残酷的实验。到了晚上，我们还有案头工作——学习俄语和理科基础。绿这个令人羡慕的母语者成了我的课外老师，我们一到假日就泡在社区的图书馆，只因为“阅读是语言学习最好的办法”。据说他偷偷读了母亲收藏的小说和工具书，就这么学会了日语。“你学这个做什么？”我讨厌他卖弄聪明，故意呛他。

 

可惜军用基地毕竟不是学堂，藏书种类有限，而且大多都是实用技术资料，好在最里头的阅览架上有一排科幻小说，只要我们约定去图书馆，指定是在那个角落碰头。

 

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小说全都跟外太空的未来社会有关，波格丹诺夫的《红星》讲了公元3000年布尔什维克占领的火星，还有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阿爱里塔》和《加林工程师的双曲线体》，这两本书已经翻得破破烂烂，似乎很受欢迎。

 

绿脑筋转得快，免不了对我平庸的语言学习能力大发牢骚，但还是带我一字一句地读下去。我们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终于读到了最后一本小说，仍旧是阿·托尔斯泰写的，书名叫《苦难历程》。

 

这本书与宇宙毫无关联，反而紧密衔接战火纷飞的现实。我原先以为它讲的是过去不久的战争，听绿解释完才知道，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事。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反正挨骂的都是德国人。

 

读到那本书时，我的俄语已经很有长进，至少还有余裕去关心情节，而不是在字典和小说间辗转，除了单词什么都没记住。

 

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我们靠着淡绿的墙围席地而坐，洗得发白的蓝色窗帘把我们包围在暖洋洋的扇形阳光当中。我跟绿贴紧两只曲起的膝盖，好让书摊在我们中间。

 

“‘你在想什么？’她轻声问道。”绿用流利的俄语低声朗读，“‘想你呀。’‘那我知道。可是你在想我什么呢？’”

 

我看向他反映着天蓝色的侧脸，不禁想到，其实我也经常想他，但无非是想象他在实验舱里有什么感受。

 

“‘你爱我吗，达莎？’‘嗯。’她使劲地点了点头，‘我会爱你直到那棵白桦树。’”

 

“‘什么白桦树？’”

 

“‘你难道不知道吗：每个人生命的尽头——都有一个小土丘，土丘上总有一棵摇摆悲鸣的白桦树。’”

 

这个传说中的白桦树并不显得神秘，毕竟我们基地周围就种了不少。我插嘴道：“那她到底爱不爱他？”

 

绿撑起下巴，有些失望地看我一眼：“当然了，她到死都会爱他，或许死后也会一样爱他。”

 

我们大方地把爱不爱的挂在嘴边，不过只是虚张声势。至少我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只知道这是为人父母的前提，这会让人舍不得分开，还有……这是到死都没法放弃的东西。

 

这种浅薄的观念深深植根在我不期望任何一种温情的心中。

 

十三岁那年，我们在中央机场第一次乘坐飞机。我站在停机坪上，看着一身飞行员打扮的绿拉紧舱门，幸福地以为我们的猜想是对的，我们要成为飞行员了。

 

喷气式飞机很快升入青空，开始像不知所措的蚂蚱一样划出一个又一个惊险的抛物线。“空军都是这样开飞机的么？”我用低伏的视线扫过身边的几个工程师，小心地提问。

 

一个大胡子男人把坚硬的手掌放到我的头顶，温柔地摩挲一会儿，摇了摇头。

 

他们终于告诉我，我们要飞向比蓝天更高更远的地方，飞向宇宙。

 

“坐飞机去？”

 

“飞机到不了，孩子，你们得坐火箭去。”

 

即便在耽于幻想的十三岁，我也知道那是天方夜谭。有人去过吗？去那里做什么呢？要去多久？还会回来吗？科幻小说里的太空生活是许多世纪以后的事情，我不相信他们已经有那种本事，只好没完没了地提问。

 

“没有人，赤，没有人去过。”男人抿起嘴巴，似乎在专心追踪那架飞机发疯一般的起落，半天才说，“谁知道会怎么样呢？为了苏维埃的理想，我们只能探索……不只是你们，我们大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这种牺牲是光荣的，不是吗？你们的尝试对国家、科学、人类都有意义。你说呢？”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绿搭乘的实验飞机在原地降落，舱门才打开一半，他就像一条脱水的鱼从促狭的间隙滚落在地。我连忙跑过去，把他抱在膝上。他脸色发紫，汗湿的头发垂在大口呼吸的嘴边，飞行服的拉链一直拉到那片几乎凸出肌肤的胸骨下。

 

一条银色的十字架项链从拉锁滑出，落到他汗水淋漓的脖颈后头。那是他父亲过去送他的生日礼物。

 

象征受难与得救的十字架反射出令我不解的光芒，东正教独有的第三根横木为人们指出天堂和地狱的方向。或许这就是他们信奉的牺牲，可是它在不属于这种信仰、不属于这个民族的人的脖子上，难道不只是一个圈套？

 

“没事的，赤。没那么糟糕。”绿以为我害怕这趟飞行，勉为其难地冲我一笑。

 

我紧紧靠着他的头，把那对颤抖的肩膀和温热的十字架抓在手中。他不知道我害怕的是什么。当我坐在像失控的大鸟一样上下冲撞的飞机里时，我在剧烈抖动而失去形体的一切物质中看见了一棵小白桦。我想他，我太想他以至于我又听见他在我耳边朗读：“‘可是你在想我什么呢？’”

 

我们结束失重飞行，返回基地，在又一次全身体检后正式获悉我们的使命。我猜，要不是各类航天课目即将开课，他们大概会瞒我们更久。

 

“我们是去送死的吗？绿。”有一天，我正把头靠在浴缸边缘，让绿给我剪头发，终于忍不住将这个问题脱口而出。

 

“有可能。”他把剪刀停在我的耳后，半晌才又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万一火星人带我们走了呢？你不是很喜欢那个故事么？”

 

“宇宙真的像小说里写的那么漂亮？”

 

“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好了，头往右偏一点。”

 

我很高兴他说了“我们”。我没办法让他明白，我有多么不想跟他分开。

 

直到他十七岁生日的午夜，我们在大雪纷飞的宿舍窗前敞开凌乱的上衣，将滚烫的胸膛不留一丝缝隙地贴在一起时，我的脑子里仍然只有这个念头：我绝对不要跟他分开。

 

我们情致高涨地摸索对方的身体，激烈地接吻。他的胸口空空如也，让我冲动的手一时失去方向。我一边亲他，一边含糊地问他项链去哪了。

 

“不要了，”他解开我的裤腰，好像除了眼前的事以外什么都不关心，“在洗手台上。你喜欢的话可以拿去。”

 

“我好不容易帮你要回来的。”我抱怨一句，抱着他倒到床上。他不打算表示感谢，只是在我两腿之间垂下头，胳膊不客气地压到我的腿上，做他很懂得应该怎么做的事。我偶尔抬起他的脸，那张逐渐成熟的脸庞埋没在雪花的影子里，让我感到一丝心痛。

 

我无法忘记那片被抛物线分割的天空，无法忘记他晕倒在底下的小小身体，尽管他已经有了跟床一样的身长，也已经知道如何抱住我发泄十七岁男孩无处可去的欲望。

 

那条项链变得不重要了，我深陷在枕头里，想起它一度失窃的往事。

 

到了十四岁，我们很少再谈论送死和火星人这样的天真话题，每天都在操练、航天作业、上课与体检中度过。我们又坐了几次飞机，甚至在上面练习宇航服的穿脱。听说骨头的钙质会在失重训练后渗出，我们开始喝更多的牛奶，不知道能否弥补。

 

那个夏天，逐渐长高的我们认识了人生中唯一一个同龄的日本女孩。

 

太空犬训练中心正式建成，狗狗们搬来新家，我跟绿也去参观。特种实验的总负责人到场发表讲话，他身边跟着秘书，还有一个穿黑色连衣裙的女孩。三张不合时宜的东亚面孔在高大的斯拉夫人当中很快发现了彼此。女孩自我介绍是负责人的养女，同样是日俄混血，过去也在儿童之家生活。她胸前别了一个崭新的名牌，上面写着“蓝”——她的名字，还有“少年航天夏令营”。

 

蓝告诉我们，夏令营将在一个月后开幕，到时候，通过全国选拔的几个男孩女孩会来这里观光，顺便体验基础测试。“当然，他们只是在室外走走，不可能有机会涉密的。”神色机灵的女孩冲我们挤了挤眼，低声用日语说道。

 

“负责人叫你提前来这里生活一个月，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绿很快明白了来龙去脉。

 

“Умница（聪明人）！是啊，我只是实验品。”蓝笑嘻嘻地挽过他。她的俄语也讲得很好。

 

多亏负责人的说辞，她把我们当成研究所的助理、杂工，不知道我们也只是那些真正承载英雄梦想的宇航员们的实验品。她一定觉得他是个很有人文关怀的养父。绿叫我别拆穿这件事。

 

总有各种主意的女孩像一个天马行空的粉刷匠，让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变换了颜色。当天晚上，她只裹了条毛巾就闯进我们宿舍的浴室，满不在乎地丢下一句“花洒坏了”，也不管什么男女有别。第二天，绿发现他的项链不见了，但我们都以为是落在园区的某个角落，没有怀疑过蓝。

 

我们三人一起吃饭、跑步，夜里偶尔枕在对方身上聊天，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共处的时间，但我们很快成为了朋友。蓝很有主见，懂的很多，虽然冰雪聪明，却从不打探我们回避的事情。只是她有时跟绿说些我听不懂的俄语玩笑，或者讨论格外艰深、犀利的话题，同样拥有栗色头发的两人总是很快领悟对方的意思，每到这时，我幼稚的心都有些酸溜溜的。

 

有一天，绿临时接到值班任务，叫我回宿舍后把蓝借给他的书还回去。我第一次光临她的房间，发现做事豪爽的女孩正大开房门，迎着直射的阳光趴在床上翻书。我一眼看见她绕在手上的十字架项链，莽撞地闯了进去，甚至忘了问好。

 

蓝见我气势汹汹，灵活地往后一翻，跳到床的那头，将项链掩在身后说道：“别生气嘛，我只是感觉你们有些隐情，所以想找点线索研究研究。”

 

“还给绿。”我说。她灿烂的笑脸让我捉摸不透，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把我们当作朋友。

 

“除非你告诉我，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别闹了，蓝，这不是什么好的回忆。”

 

“你们把我当傻子，”女孩垂下细密的睫毛，露出一个难得的悲哀的表情，“我们当中谁有过好的回忆？不然，你以为我怎么有能耐在你们眼皮底下偷东西的？谁不是在这里像狗一样生活？你们难道以为我真的是俄国人，没心没肺地叫你们陪我做游戏？

 

“我看出来你们很要好，我也想跟别人拥有真心相对的感情……怎么样呢？因为我擅长讨好爸爸，所以我很无耻吗？”

 

女孩背过身去，坐在床沿，羞愧地擦去脸上的眼泪。我想起我儿时在莫斯科街头见过的那些与我一样年纪的小扒手，他们行动敏捷，两只眼珠转得飞快，挨打时一声不吭。

 

我在她身边坐下，拉过她的手，一边道歉，一边把那条项链慢慢地脱下来。我把我们的过去告诉了她，唯独对绿叮嘱过的航天实验闭口不提。我没想到她竟然羡慕我们。

 

难得的休假碰上连绵不断的雨天，蓝却坚持带我们去莫斯科市区玩耍。我们三个淋着惹人厌烦的毛毛雨来到中央文化休闲公园。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在雨中显得巨大而沉默，摆锤、跳伞塔、旋转飞机、螺旋转盘……它们与基地那些叫人望而生畏的机器多么相似，却是孩子们梦想的乐园。我们张大嘴巴，想象它们在晴天的日子里满足了多少家庭的期待。

 

细雨朦胧的公园里只有我们三个，操作工全都懒洋洋的，看见我们的脸蛋更是不愿意说话，只管将湿漉漉的野孩子们暂时送进触手可及的天空。

 

我们坐在停止不动的旋转杯里分享白面包和落了不少雨点的冰淇淋，我不像他们俩有些没必要的矜持，买了一只又一只不同的口味。

 

我摁着微微钻痛的太阳穴往回走，在一片垂头丧气的向日葵花田后听见他们争吵的声音。

 

“反正也是你教唆他不要告诉我吧？他那种人能瞒住什么呀？”

 

“那又怎么样？你知道就知道了，还希望我们跟你说什么？”

 

我很快反应过来，我们在基地的真实身份败露了。

 

“我知道你一门心思要去死。反正自己的出生是个过失，没有任何人期待你来——你是这么想的吧？靠俄国人施舍长大的身体还给他们又有什么不对？

 

“你非要这么想也可以，但是赤呢？他欠他们什么？你也知道，不少太空犬都逃出去了，你们就不能试试吗？人难道不比狗能干？”

 

逃出去。我们当然可以逃出去。可是我们已经长大了，不可能再回到儿童之家，没有国家人才这个头衔保护的我们又要怎么生活？小狗们是不会说话的，了解太多机密的我们又会如何？我们继续逃下去，逃到西伯利亚掩埋了劳动营的白雪里去？逃到大陆另一头那个算不上家乡的地方去？我受不了再在没有希望的逃亡中与别人走失，更何况那是绿。

 

“那你去跟他说，你叫他跟你走。”

 

我日思夜想的男孩的声音在雨中几乎难以分辨，我拨开向日葵长长的花茎，看见蓝扇了他一巴掌，两个人拧打在一起，摔倒在旋转杯的托盘上。童真可爱的环境让放不开手脚的男孩与张牙舞爪的女孩之间的打斗变成一场滑稽的偶戏。

 

“你知道他只听你的！他只想着你好！”蓝向来谈吐大方，这会儿却像孩子一样坐在地上哭闹。大家都是十四岁，谁又比谁成熟多少？有时候我们都忘了这件事。

 

我跑到他们俩身边，旋转杯的积水打湿了他们的衣服，我想我们的感情都像真的杯子那样容易打碎。还好这只是玩具，他们也及时停手，才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绿耷拉着脑袋，蓝睁大眼睛看向我，我琢磨半天，终于支支吾吾地说：“你误会了，蓝，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些，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想要活着……” 

 

无休无止的雨水包围了我们，远处传来夏日的隆隆雷声。假期、季风、游乐园，还有心血来潮的玩笑与争吵……我们享受了青春该有的一切，尽管它就像雨天的郊游那样来得不巧。

 

蓝忽然破涕为笑，说：“Чёрт возьми（真见鬼），我们也就算了，你怎么也说了这种不像你会说的话？”

 

她为扫了大家的兴抱歉，也为打断我大饱口福抱歉。我这才发现手中的冰淇淋已经融化无余，只有泡得绵软的蛋筒萎缩在手心。

 

一直在远处看守的基地警卫过来领我们回去，看样子根本没听见刚才的对话。我们手拉手跳上返程的电车，在最后一排坐下。蓝很快睡着了，搁在我肩膀的脑袋轻轻的，漂亮的长发还是湿淋淋的，把我的手臂卷在里头。

 

我没有松开坐在另一边的绿的手。

 

“你为什么要说那种话？”他倚着窗沿，头也不回地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对于他们争论的事情我似乎只能那样回答。不，不对，其实我知道了，在蓝逼问他的时候——也是在逼问我的时候——我一下子知道了。在此之前我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我为什么对早早开始倒计时的生活如痴如醉？我为什么不能豁出去，又像几年前那样奔向轨道尽头的月亮，并且以为那就是自由？

 

“因为真正的原因我只想告诉你。”我把脸转向他，低声说。

 

“是什么？”

 

“你看，我们每天都在一起，所以我想一直这样……我想每天都看见你。有时候我想，其实我只要看见你一个人就可以了，我一点都不觉得无聊。你呢？你会觉得无聊吗？只要跟你在一起，坐火箭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第一次听说航天计划的时候，你还在失重飞机上呢，那时我完全不害怕太空，只是在想，你在空中怎么样了？为什么还不降落呢？你待会儿听说了这件事会怎么想？总之我只是在想你，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我想我已经喜欢你到不怕死了……不，可能还是有点怕吧，但毕竟那时候我们也会在一起的。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对吧？你不是很理解小说里的爱情吗？”

 

这就是十四岁的我能说的全部，肤浅、轻浮、罗里吧嗦，假如我再能说会道一些，绿或许就不会觉得，这只是我们每天只与彼此待在一起的缘故。

 

后来，蓝当然走了。她送给我们一张卡片当作偷窃项链的赔礼。回想起来，她或许听到了我在车上说的每一句话。

 

我跟绿把一塌糊涂的床铺收拾干净，习以为常地一起冲澡、洗漱。那条十字架项链在镜子的边缘闪闪发光，好像雨天的闪亮的金属。我问他还记不记得蓝抄在卡片背面的那首诗，那是怎么说的？

 

他靠住我的头，看向镜中的我们赤裸的影像，毫不费力地背诵道：

 

声音在太空中消逝，

霞光变得昏暗。

永远沉默的世界里

只有你和我交谈。

如同穿过阵阵的钟鸣，

风儿来自无形的拉多加湖畔，

彻夜娓娓的倾诉变成了

彩虹交叉的微弱的光线。

 

三年前，绿在没有留下一丝女孩生活过的痕迹的房间第一次给我读了这首诗。我的俄文远不到足够欣赏修辞的水平，但他缓慢而着迷的朗读让我相信那是很优美的。大概是缺乏阅读天分的缘故，我仅凭文字仍不能体会到太空中的声音与霞光，但我知道在呈现出我无法想象的风景的飞船舷窗前，我将与他一起迎接整个宇宙。

 

直到现在，这都是常常出现在我梦中的画面。我感受到我们在镜中交错的视线，想象那就是彩虹交叉的轨迹。我问他能不能把项链送给我。他同意了。

 

今年是十月革命的四十周年，我对历史与政治一窍不通，但我知道对于苏联来说，那是一切的开始。一开春，研究所就接到指令，必须在周年大庆前做出成绩。于是在这个月初，特种实验室将一只叫做莱卡的小狗送上了卫星轨道。他们出发去哈萨克斯坦发射场前夜，我跟绿陪它玩了会儿它喜欢的娃娃。比起硬着头皮献礼的负责人、科学家、工程师们，我想我们两个无关紧要的人在这只泪眼汪汪的太空犬身上寄托了更多更多的希望。

 

莱卡离开地球那天，绿在朝东的窗前站了很久，他把十字架抵在额头，小声说着祝它幸运之类的他从来不说的软弱的话。

 

温顺的流浪狗到达1600公里的太空，不知道它当时在想些什么，从来没有人见过它可能见到的风景，它还记得莫斯科难熬的冬天和把它从那当中救出的人们吗？卡露妮医生说，它的心率飙升到平常的三倍，降温装置失灵后，它的身体机能很快在酷热中崩溃了。高温、惊恐与缺氧是莱卡的主要死因，这与他们对外报道的截然不同。

 

特种实验室的许多人都流泪了，佩戴传感器的狗狗们茫然地在周围打转，过去，莱卡是它们当中最乖的那一个。

 

明年我们就要十八岁了，按照计划，我们会在明年的十一月从哈萨克斯坦出发。我猜那是我能为绿庆祝的最后一个生日。对我来说，飞向太空不是浪漫的事，不是死刑，更不是多么伟大的牺牲，而是我们仅仅一次的远足。我和他花费四五年的时间反复琢磨这件事，反复沉湎在哀伤的想象中，从来没有得到答案，只是让它变得味同嚼蜡。

 

收下绿的项链后，我找来一些简单的打造工具，把它偷偷带去了实验室。

 

新年那天，我们在宿舍附近的草坪打雪仗，我看见绿活泼奔跑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有些鼻酸。也许我只是太高兴了。我们在雪地躺下，头靠着头望向寒冷而清澈的夜空，争相辨认猎户座、熊座、犬座……

 

“莱卡还在卫星轨道上看着我们吧。”我把冻得通红的五根指头伸向那些从来不担心时间的星星，想起来与它们并肩运行的小狗。

 

绿没有吭声，只是呼出沉重的白雾。在我以为他不打算回答我时，他伸出手覆盖在我的手背上，轻轻扣住我的指缝。“但我们是看不到它的。”他说。

 

我与他的手在星空下交叠缠绕，像要协力翻一个不存在的绳索。

 

我一边与他游戏，一边信口胡说：“如果莱卡也能变成什么星座就好了……莱卡星座。听起来好像真的存在一样。”

 

“那雪豹和小狐狸呢？上次它们在你手上尿尿，你就不原谅人家了？”

 

“那就把大家都算进来！”我看着跟在猎户座身后的小犬座和大犬座，它们与主人一起组成了醒目的冬季大三角，追逐着前方的大熊座，可惜我认识的小狗都没有主人。“让它们都去一个野狗座吧。”我最后说。

 

绿嗤笑一声，我转过去看他，他那双绿松石般的眼睛总是闪烁着一种忧郁的聪慧，叫我不得不怀疑自己一无所知——既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干嘛，也不知道他对我有什么希望。你喜欢我吗？我其实很想问他。今年我们就十八岁了。我知道什么是爱，我也知道我爱他。这难道还会有假？

 

我与他在醋栗果实下相遇的春天又来了，我们更刻苦地训练，当然也有跟着收音机里的手风琴声搂在一起跳舞的夜晚。莫斯科的春天短暂而多变，像每一件我们无法挽回的事。

 

很快又到了夏天，我们每次休假都会去街上买冰淇淋吃，经过中央公园门口时，几个头戴洋帽的长发女孩正围在一起掏钱买票，我有种她们其中的某人会从帽檐下抬起混血儿的俏皮脸蛋催促我们的错觉。我们在最温暖的日子离开莫斯科，去黑海参加迫降与生存演练，许多真正的宇航员与我们同行，大家从头到尾都没有交流。

 

然后是秋天，我们在宿舍的公用厨房做蜜糖姜饼和南瓜汤，墙上的日历与窗外的黄叶一起落个不停，我们还剩三个月、两个月、一个月……

 

到了意义重大的十一月，莫斯科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我把用十字架项链铸成的戒指送给了绿。

 

我们站在密不透风的白桦林里，只有晶莹细小的白雪从钢铁般坚硬无语的枝杈中簌簌飘落。我拉过他的手给他套上那只冰凉的银色指环时，我们都大喘着气，好像第一次从要命的希洛夫秋千下来那样。

 

他什么都没说，我也默不作声。十一月过后，我们就不可能再分享什么了，无论是我仍未让他相信的这份爱、人与人天生知道怎么依偎的身体，还是本来就不属于我和他——两个十八岁男孩——的婚姻。

 

“你的呢？”他从漆黑的围巾里伸出下巴，我看见他的喉咙不停地颤抖，我也忽然有种不忍心呼吸的感觉，“让我给你戴上吧？”他没有看我，只是紧紧盯着他手指上闪光的圆圈。

 

我从夹克内袋掏出另一只戒指给他，让他替我戴上。他那只手比银戒还冰冷得多，我在他戴好后一把抓住了他。两枚戒指轻轻地摩擦在一起，发出令人心痛的叮铃的声响。

 

我们在落雪的桦树下抱了一会儿，淡金色的光线从林间穿过我们，隐秘而温暖。“我真的很爱你。”我对他说。

 

冰天雪地的世界让我更加依恋他的怀抱。我想起十六岁那年的冬天，我们在西伯利亚的多年冻土上做机能实验。为了方便测量准确的体温，我们被迫在直肠放置了传感器。医生见我们很不自在，打趣说，其实男人体内也有感受刺激的地方。他的荤笑话十分新鲜，却并不能给零下五十度的环境增温多少。

 

我们反复出入铺满降落伞布的雪屋，冻得浑身都在打战，两排牙齿不可抗拒地相互碰撞，我都怀疑它们已经碎在腮帮子里。妄想待在雪屋是不可能的，那种根本称不上温暖的庇护只是隔靴搔痒。绿叫我跑起来，我们俩就像疯狗一样在无边无际的雪原上撒丫子狂奔。人体温度比环境高出太多，我们身上的鳟鱼救生衣渐渐破裂了，刺骨的冬风钻进衣服的接缝处，像一把冰刀划伤了我们的皮肤。

 

绿脱掉结满冰霜的手套，用力搓热双手，再小心地覆盖在我冻伤脱皮的脸颊上。他的手很快在寒风中变得无法动弹。我哆哆嗦嗦地问他，要是他把手粘在我脸上了怎么办。他的眉毛和睫毛都成了雪白色，神色与举止却还是很有风度，甚至还能开玩笑说：“那这辈子可摆脱不了你这个傻瓜相了。”

 

我不知道一辈子究竟应该多长，但是那样也挺好的。他这张坚强而感伤的脸永远近在眼前，我就再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了。

 

实验结束后，研究员将我们送到最近的旅店。我们洗了桑拿浴，美餐一顿，还喝了不少他们准备的加蜜白兰地酒。也许是酒精的缘故，也许是身体依然止不住战栗的缘故，也许是好奇心的缘故，我们在加了毛毯而厚重无比的被窝里紧抱在一起。那是我们第一次接吻，第一次抚摸对方，第一次探索医生的玩笑话是不是真的。我想那只是因为我们想让彼此感觉暖和、快乐。我们大汗淋漓，头发全都湿透了，什么都不懂却很是着迷，从床上摸索到铺了呢绒地毯的地上，衣服还没脱干净就又挤到浴缸里，与刺向肌肤的水柱一起用力触碰对方的身体。

 

青春不懂得忍耐的液体仿佛泉涌，填满了我和他的空隙，却还是在那个夜晚的尽头跟着排水孔的漩涡流走了。

 

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的头脑都会发热，既因为那个晚上的他不同以往的样子，也因为我没能说明我是出于喜欢才那么做的懊悔。

 

再次想起这件事时，我正躺在暮色昏昏的病床上。我在出发去哈萨克斯坦的前一周病倒了，高烧的煎熬滋味又唤醒了那种头脑发热的感觉。他们担心传染，把我隔离在另一个宿舍房间，不让我见绿，要是他在，我一定会把这种无耻的联想说给他听。

 

等我们到了哈萨克斯坦，距离发射就只剩三天了。我在高热的幻觉中迟钝地想着。对了，还有他的生日。虽然戒指已经送出，但“生日快乐”是一定要说的。想到这里，我的心又酸又胀，脑子却再也转不动了。我太困，太累，好像要永远这么昏睡下去。我梦见十一岁至今的各种各样的绿的形象，全都是我很喜欢的样子。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厌恶自己的脸的？他为我戴上戒指时鼻梁上的雪光是那么温柔。他说的“这辈子”是什么意思？蓝说他一心想死是真的吗？我难道没有让他快乐吗？可我用什么方式……难道就凭那些动物般的、不适合同性的行动吗？是的，他喜欢吃酸奶油蛋糕，他喜欢甜的，但不要那么甜，味道也不能太单一。他那么热情地吻我，难道就没有一点喜欢我吗？如果他是骗我的，又有什么理由呢？他打起雪仗真是毫不留情，他穿白大褂也真是像模像样，他说的俄语比谁都要动听……“‘你爱我吗，达莎？’”他问。

 

“你爱我吗？”

 

“当然了。”他说。

 

我听见他有些沙哑的声音，那么真实，只是我无论怎么努力都睁不开眼睛。我只看见无休止的黑暗，只听见我因为生病而频率过快的心脏的鼓动，对于时间仍在流逝的预感让我在病痛里挣扎，却毫无结果。我又昏昏欲睡，在潮水般的意识退去之前努力伸出手去，最后只摸到一只温热的指环。

 

在那之后，我再次回到除绿以外再没有别人的梦里，我想我的梦与现实可能没什么区别。不知道过了多久，灼热的电灯光线刺穿我的眼皮，我终于醒了过来，好像刚从隔离舱出来那样，我感觉四周的一切——炫目的白光与病榻的沉重味道——都令人怀念而痛苦。

 

我努力抬起已经不再输液的左手，看见中指和无名指上各套了一枚戒指。还没撤走的落地支架上仍然挂着药水和记事板，我眯缝起眼睛，辨认出那里分别写着“青霉素”和“十一月二十四日”。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他的生日在火箭发射的前一天。

 

我拖着酸痛的身体站起来，推门出去，宿舍的走廊上空无一人，只有从我背后投向黑夜的灯光，还有偶尔飘来的几片纷飞的白雪。我下到一楼，巨大的电子钟上闪烁着鲜红的数字，现在是二十四日晚上八点。

 

我转身跑向我和绿的房间，门没关，里头整洁如新，没有任何生活用品，浴室也只剩下我的洗具。

 

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一月二十四日。

 

我再也站不稳了，像个刚开始学习走路的孩子那样连滚带爬地来到大厅，穿着单薄的病号服和拖鞋冲进莫斯科混淆了一切季节与年月的雪夜。

 

他走了。他肯定走了。我意识到这件事，然后又再次意识到这件事。我不停地摔倒在雪中，滚烫的嘴里吃进脏兮兮的积雪和再也止不住的眼泪。我感觉我的整个身体已经崩溃，我感觉自己比起人更像一部失灵的机器，一边轰轰震动，掉落各种各样的零件，一边还在不甘心地、过度兴奋地、朝一个早已不需要我的目标运作着。我在呼啸的冷风里剧烈咳嗽，肺像棉花一样使不上力，嘴角溢出不可控制的涎水。

 

研究中心只剩下警卫和值班的医生，他们看见我吓了一跳，急忙拿来大衣和鞋袜，叫我赶快回去。我总算喘过气来，用风箱那样嗡嗡嘶叫的声音问他们，发射到底如何了。他们眨着跟绿一样的充满哀愁的碧色眼睛，把我抱在怀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许多，总之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只是结果仍不理想。

 

“你的朋友去天国了，孩子。他很懂事。我们都为他哀悼了。”

 

他们的怀抱又庞大又温暖，还有姜茶和烟草的香味，他们的话说得一点不错，流露出的同情也打动了我，但我好恨他们。尽管我知道，他们的伟大事业不可能等待一个病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我应该恨的是我自己。

 

我向他们道歉，抱上那些衣服，带着一塌糊涂的脸走回雪地，走到与他交换戒指的白桦林里。

 

他在哪儿？他去哪里了？这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个不停。我知道他一个人去了哈萨克斯坦，他在飞机上会想些什么？其他人是不是都用惭愧的眼光看待他？他一个人进了火箭，一个人出发了……

 

我丢开一切，跪倒在一棵树下，用力扯开身上的条纹病服，不知所措地拉扯、弯折我没用的身体。在发现我的确拿它毫无办法后，我望向一无所有的夜空，终于嚎啕大哭起来。

 

我为什么非生病不可？我为什么要让他一个人？我的身体难道还不知道，这是我最不愿意干的事情？我应该在那里的，坐在他身边，牵住他的手，与他看向窗外越来越完整又越来越微小的蓝色星球，然后……然后怎么样？我们大概会像莱卡那样在灼烧与失去自我的感觉中死去。我绝对不会放开他，我要跟他一起去属于野狗的星座，跟我们最喜欢的狗狗们在一起。或者我们干脆变成两只莫斯科的流浪狗，绝不再上他们的当，只懂得在温暖的春天里打滚、奔跑。我只要每天都看见他就好了。再也没有比那更好的了。

 

我设想了几千遍、几万遍，也是真的已经不怕死了。我十四岁对他的那番幼稚的告白通通实现了。可是这还有什么意义？一想到他背对所有仍将迎来明天的人们屈身进入太空舱，独自在操作台前坐下，孤独地等待发射的倒计时，我的心就绞痛起来。不管是多么残酷的模拟测试都比不上实际的体验，不然莱卡为什么会在惊恐中死去？他一定很痛苦。我想起莱卡出发前，绿紧抱住它，把头埋在它颈边的样子，他们的眼眶都湿湿的。这种幻想狠狠地折磨着我，让我在声嘶力竭的吼叫后吐出一滩清亮的药水。

 

我无助地倒在雪地里，雪渐渐停了，我向重新变得清晰、光明的夜空袒露着胸膛，却一点也不觉得寒冷。

 

星星升起来了，我又看见了猎户座、熊座和犬座，看见了绿教会我判断的冬季大三角。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他不知道的事。

 

怎么会呢？我的眼泪不断地滚落下去。他根本不知道我有多爱他。我与劳动营的人相处的时间更长，见过与我们一起入选计划的日本男孩，也认识聪明可爱的同龄女性，可是绿跟他们都不一样。

 

我向星光点点的冬日天空伸出冻得发紫的手，多么希望有另一只手能从旁边与它十指相扣，可指间的两枚戒指反射出白雪的荧光，提醒我那是绝不可能的事。

 

“别把我留在这个没有你的世上，绿……”

 

我泪流满面地看向成对的指环和它背后成对的星座，想象十八岁的绿搭乘的火箭从它们当中飞过。我想那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飞翔。

 

警卫们找到了树林，把几乎昏厥的我抬回我们过去的房间。我闻到枕头和被子里还有他的味道，于是忘乎所以地投入其中，好像他还是睡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

 

我紧抱住枕头，不肯放松一丝一毫，很快摸到藏在下面的烟盒和蓝的卡片。我旋上台灯，点了一支烟，让它在床头的玻璃烟碟上慢慢地燃烧。熟悉的焦油与香草的气味包围了我，好像绿又拉住我的手，要跟我在他十七岁的晚上永远散步下去一样。

 

我靠在枕头上，无论无休止的泪水如何摧毁了我的眼睛，我也还是倔强地看向那个渺小而火热的火星。那是我在这个黑夜里唯一想去的地方。

 

“祝你生日快乐，绿。”

 

当我终于如愿坐进太空舱时，我又一次说了这句话。

 

我细致入微地体验了他一个人经历的一切：飞机舷窗外哈萨克斯坦的土地、发射基地朴素的宿舍房间、头盔面窗外的发射塔楼、清除了地球在我身上留下的一切灰尘的风淋室、前往飞船的仿佛没有尽头的通道。

 

我脚朝上坐在舱里，听见自己愈加急促的呼吸声，从来不知道它在头盔里如此震耳欲聋。通讯设备传来有关应急措施的提示，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如果你在就好了。你当时有没有一丝这样的想法？如果我在，你会不会好受一点？我迷失在相互追赶的一次又一次深呼吸中，它们前赴后继，交叠重合，好像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努力体会手指上两枚戒指的触感。绿没有把它带走，大概因为我们不该随便携带金属物品起飞。他是个守规矩的人，可我不是。再说我还有什么可怕？我唯一害怕的就是跟他分开。

 

过了许久，我梦寐以求的“Cтарт（发射）”终于响起，眼前的一切开始剧烈颠簸，我感觉全身的骨头都吱嘎作响。我想起来许多事，上下打架的牙齿、载他飞荡的秋千、每个人生命尽头的小白桦……

 

“我们会像一根穿梭在织物里的线，即便用来缝纫的针——飞船、太空站、我们的身体——已经离开或者毁灭，宇宙的织物仍然会呈现出我们的图案。”

 

早被我抛到脑后的物理学家的话语忽然冒了出来，像一串神秘的指令，又像最后一个单位的燃料，携带我飞向他在的太空。

 

比实验嘈杂无数倍的噪音包围了我，胸前的压力似乎已经击穿所有内脏，我的手脚像着火一般灼烧起来。没事的。全都无所谓了。我感觉自己已经失去形体，变成潦草而痛苦的线条，再也承受不了思考的头脑和难以忘怀的感情。

 

我没办法眨动的眼睛涌出刺痛的泪水，模糊了面窗的边缘、操作台、橱柜……模糊了我周围的一切，那些我们一起学习过原理的东西变成迷雾淹没了我。我在窒息的那一刻看见了七彩的炫光，听见了白桦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

 

船舱不见了，机器的轰隆声被广阔的虫鸣替代，我重新眨动双眼，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一片暖洋洋的无边雪原上，不远处是我们曾经亲手搭好的洁白的雪屋。

 

原来这就是宇宙。

 

我转过身去，另一边是茂密的白桦林，最高的树冠背后露出中央公园高大的摩天轮和跳伞塔的尖顶，纯洁的金色阳光从自然与社会的交界处通过。

 

雪地上有两排脚印，一排很大，是男人的脚印，另一排又小又圆，四个一组，是动物的痕迹。我跟着这两条足迹走向森林，听见越来越大的手风琴的声音和小狗的吠叫，密不透风的树丛后似乎还有旋转杯的音乐、翻译官支支吾吾的语调、头发在剪刀下掉落的细响。

 

森林中心有一个小土丘，土丘上有一棵“‘摇摆悲鸣的白桦树’”——在看到那棵树的瞬间，我听见了他娓娓道来的声音。

 

“‘你难道不知道吗：每个人生命的尽头——都有一个小土丘，土丘上总有一棵摇摆悲鸣的白桦树。’”

 

我走过去，这棵白桦周围没有杂草，只有孤单而古怪地围成一圈的淡绿色的墙围，上面覆盖着洗得发白的水蓝的窗帘。我再一转身，来时的路上多了一套咖啡厅的桌椅，干净发亮的木桌已经摆好冷火腿、干酪和酸奶油蛋糕，几个身穿工装的侍者在后面走来走去。我这才发现自己身上的宇航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夹克外套和一只系成流行花样的红色围巾，手上的戒指也只剩下一个。

 

打磨无瑕的指环反映出头顶的星空，我抬头望去，冬季大三角比在地球上看见的近得多、大得多，好像一盏不断向前运动的灯饰，而这个星球——其实我也不确定这里是什么地方——就这样追逐着它，像犬座孜孜不倦地追逐着猎人。我在顺着星球旋转的方向跑了一会儿后明白了，这里就是我为绿描绘的野狗星座。原来它真的存在。

 

这里不大，我很快又跑回了原点，但是也不小，因为我一路经过了黑海、哈萨克斯坦的基地、洋溢着白兰地香味的旅店、我们待了六年的宿舍房间。

 

我回到中央的白桦树旁，拨开窗帘看向后头的景象，那里有几栋我从未见过的楼房，橘色的太阳在它们中间沉落，一个女人的身影朝着晚霞的尽头走去。我反应过来那就是绿的母亲。

 

这下我全明白了。

 

我背靠树干坐下，将手里的戒指转了一圈又一圈，一滴滴眼泪又落在那上面，就像在通往莫斯科郊外的车厢里偷偷哭泣的男孩那样。

 

虽然我在这个星球上不可能找到绿，但我知道他就在这里，他永远在这里。

 

“你爱我吗？”事到如今我已经有了答案，但还是笑着问道。

 

这时，仿佛有千万只蠓虫一齐扇动微小透明的翅膀，它们在这个宇宙的角落发出的缤纷如麻的响动像无数的雪粒落在相拥的我们身上。我听见那些细密而蓬勃的声音逐渐组成一句完整的回答。

 

他对我说：“当然了。”

 

他的小白桦在虫鸣的波动中摇曳，落下的叶子全都成了纷飞的纸片，每一张背后都有一个女孩的字迹。我想这就是这个世界对我们两人的形容：

 

声音在太空中消逝，

霞光变得昏暗。

永远沉默的世界里

只有你和我交谈。

如同穿过阵阵的钟鸣，

风儿来自无形的拉多加湖畔，

彻夜娓娓的倾诉变成了

彩虹交叉的微弱的光线。

 

 

（完）

 

*虽然对包括时代风物、宇航员的工作与生活、太空犬计划在内的历史背景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考证与还原，但故事情节仍然与一切真实人物、事件与团体无关。

*宇宙是能量场所的灵感来源于伟大的科幻哲学电影《2001：太空漫游》与《飞向太空》。

*蓝抄写的诗出自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五首》（其二）。